裴文中（1904~1982）字明华，河北丰南人，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奠基者之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者。
（欲知裴文中如何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化石颠沛的命运，锁定4月18日、19日湖北卫视《大揭秘》《头骨疑踪》上下集！）
如果不是裴文中的坚持，那块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或许还要在地下沉睡多年。
这是1928年底，周口店龙骨山遗址的发掘，已触及一处坚硬岩层。按照常理，这意味着考古工作已近尾声，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主持工作的几位大腕学者先后离去，留下裴文中负责扫尾工作。
此时，来自国外的资助已经逐渐停止，挖掘现场一片冷清，只有裴文中依旧相信，如果凿开这些最坚硬的岩层，也许会有更大的收获。
他果然如愿以偿。1929年的一个冬日黄昏，在一处岩洞中，裴文中挖出了这块“著名的头盖骨”，他脱了上衣包裹起来，“像抱着一个婴儿似的”，小心翼翼地走回办公室。随后，他向北京发回了一封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考古史上最为著名的电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这块头盖骨化石的出土，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阶段得以确立，人类的历史也向前推进了近50万年。而发现它的裴文中，也一跃成为世界顶尖的考古学家，有西方学者称赞他的工作，达到了人类考古学上“一个壮丽的顶峰”。
没有人知道一举成名的裴文中当时的心情。在此之前，他只是周口店发掘工作的一个后勤管理人员，负责管理杂务，计算账目。而在此之后，他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搭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无疑是裴老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不应让该事件的轰动性，埋没了他所作出的其他重要贡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说。
的确，在此后数十年中，裴文中先后主持了资阳人遗址、丁村遗址、巨猿化石产地、水洞沟遗址、萨拉乌苏遗址、观音洞遗址等多处重要遗址的挖掘工作。如今，在中国辽阔的考古学地图上，这些遗址都是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地点。
作为一个从田野中走出的科学家，裴文中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外考察中度过的。
1932年新婚后的第五天，他就回到了周口店。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在野外接到电报，赶回北京探望母子，手里还拿着一本专业书籍。在一次内蒙古的考察中，要穿过一片大沙漠，车子无法通行，当时已60多岁的裴文中和年轻人一样，骑着毛驴一路前行。
“文革”中，晚年的裴文中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了冲击，一度虚弱得连路都走不了。但一到考察现场，他就像年轻人一样爬上爬下，拿着放大镜看着各种痕迹，神情之专注，精力之旺盛，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尽管已是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但裴文中始终保持着谦和的作风。作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他一度认为这就代表着中国境内最为原始的文化，但后来有了比“北京人”更为古老的遗址，他马上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一个学生还记得，在北京房山区的徒步考察中，每逢中午，裴先生总是开心地说：“上房山大饭店吃黄金宝塔去。”其实，这只是一家简陋的小饭馆，菜谱也只是一碗小米粥、一碟咸菜和几个玉米窝窝头而已。
在工作之外，裴文中有两大爱好：抽烟与钓鱼。烟是从不离手的，野外考察中的闲暇时间，他就带上自制的鱼竿，找个池塘，一坐就是大半天。
他为后世留下了“要把75岁当做57岁来过”的名言。在辞世前一个月，在给友人的信中，老先生还这样勾画自己接下来的考察路线：9月去柳州，再去杭州，最后到安徽和县；明年去满洲里……
裴文中的学生、考古学家张森水曾向记者回忆：有一次，年迈的裴文中坚持要去贵阳考察遗址，他担心老师身体吃不消，正犹豫不决，知道丈夫脾性的师母舒令漪却说：“你就陪他去吧，大不了，你把骨灰盒抱回来就是了。”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0-04-07记者 林天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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