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8日，独立学者王继光、湖北省国学研究会韩忠学会长一行前来看望廖彬宇先生。王继光先生是廖彬宇先生的读者，从未谋面。他在看到廖彬宇先生新近发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战略》一文后，十分震惊，一口气反复研读了数遍。随后多方探访，终与廖彬宇先生取得联系并会面，还与彬宇先生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的交流。下文根据讲话录音整理：

 对于廖彬宇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战略》一文中提到的习 近 平总书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等相关论述，王继光先生则带来了一本书稿进行了补充。这本书名为《文化复活与民族复兴》。是王继光先生的心血之作。

王继光先生谈到他书中的很多言论，与彬宇先生的思想不谋而合。继光先生说这是多年来第一次萌生了拜访他人的念头。彬宇先生则引《诗经》名句“嘤其呜矣,求其友声”，对继光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

在《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书中有这样的论述：“2012年11月29日，我们惊喜地听到习 近 平总书记发出了一段浑厚苍劲的声音，我相信这是中国当代的最强音，它铿锵有力地向全世界宣告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基本事实——一个拥有五千余年一直延续不断、连绵发展，无比光辉灿烂的文明史，曾经独占鳌头、引领全球风骚上千年的世界大国正在迅速而和平地崛起，它昂扬上升、势不可挡，必将以更新更活更耀眼亮丽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并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更为广泛持久的益处，这必然要为包括所有炎黄子孙、中华儿女在内的一切拥护和平发展、崇尚善良正义、热爱美好生活的人们所无限憧憬、无比自豪、所无上荣光。

这个最强音就是习 近 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他将中华民族的昨天概括为“雄关漫道真如铁”，将中华民族的今天归纳为“人间正道是沧桑”，将中华民族的明天形容为“长风破浪会有时”，并郑重豪迈地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也正是在这次十分重要的讲话中，习 近 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格外响亮的概念和伟大的目标。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密切关联。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懈地共同为之努力。”

那么，如何才能既好又快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呢？实事求是地讲，这项伟大事业前无古人，也就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模仿学习，只能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中国人民自己来探索，从毛泽东到习 近 平，概不如此。创新发展永远在路上。但是这两者之间也有所不同，时至今日，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将尽七十年的艰苦奋斗与艰辛摸索，特别是经受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锤炼磨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已经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并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持续深入研究，逐步形成并确认了一条能够通往预定目标的康庄大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习 近 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的：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当道路和方向问题解决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着手去做呢？在此，就要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总体布局，将为中国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考察“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理论认识的沿革发展过程，我们很清晰地看到，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两个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秉承与时俱进精神，根据国内发展状况和国际形势变化，不断予以完善和丰富，先后经历了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以及到今天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创新深化过程。其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如何演变，文化建设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被给予越来越多的强调，支持力度相应地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都格外关注和重视文化问题并越来越倾向于不断提升文化的地位，尤其是习 近 平总书记更是不遗余力、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和阐述？

平心而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受文化深度熏陶滋养、十分关注和重视文化工作的领导人屡见不鲜，然而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位领导人能达到习 近 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如此推重的程度，可以说习 近 平总书记对文化的独特作用和重大功能、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等所做的深入考察、理性思辨、科学研判、重要论述乃至不遗余力的带头宣传都是破天荒式的、里程碑式的和开创性的，极富变革意义。如他首次将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到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来强调，可谓高瞻远瞩、振聋发聩。

如他在2013年9月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年11月，他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2014年2月，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界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俗话说，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习 近 平总书记那些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讲话，如黄钟大吕一般不仅得到了国内外的如潮好评，更重要的是给正在进入改革深水区、正在打改革攻坚战、正在啃改革硬骨头且处于当下社会全面转型重要关键阶段的中国带来了持续强劲而又倍加温馨的春风春雨。在他的感召垂范和引领推动下，当前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正在酝酿新的蓬勃发展的浪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定能呈现澎湃激荡之势。这是一种非常可喜可贺的大好现象，这种令人神清气爽、耳目一新的局面来之不易，弥足珍贵，值得全体国人好好珍惜，加倍努力，脚踏实地，锐意进取。

今天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习 近 平总书记上任以后以壮士断腕、猛药去疴的巨大精神勇气和钢铁一般的坚强意志，行大破之举，收大立之效，尤其在文化建设发展上日益呈现百舸争流、千帆竞渡之势，在文化改革创新上则别开生面、气象日新，难道这不值得所有中国人为之欢呼雀跃、振臂呐喊么？

回顾百年来的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和中国民人奋斗历程，固然其中充满了种种辛酸苦辣和艰难困苦，但是再回望百年的中华文化发展情形和演变过程，则其中的辛酸苦辣和艰难困苦又不知增加几何，诚可谓喜悦欣慰不足，悲痛沉重有余。一方面，伴随着清末国门洞开，西学东渐蔚然成潮，欧风美雨肆虐甚厉，不仅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积贫积弱，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就是在精神文化上也是一蹶不振，一边倒久矣。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吾国数千年传统文化曾较长时间被国人视为破衣烂衫之蓬头乞丐备受人厌恶、鄙视、唾弃，后复有十年“文革”“破四旧”之浩劫，中华传统文化到此横遭践踏凌虐，被折腾得几乎奄奄一息，竟一度有垂毙衰朽之势，诚触目惊心、可哀可叹也。

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门再度敞开，一度又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的浪潮，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对自身文化的严重不自信乃至怀疑中华文化遗存的“无据打假”一段时期竟然几乎就要成为整个民族的普遍心态，甚至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乱象，诸如抹黑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丑化中国历史和中国人、将中国文化说得一无是处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的一大颇具讽刺意义的悲剧，令人痛心不已，值得高度警惕和深思。对此，习 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给予了严正驳斥，向全党和全社会发出了严肃告诫。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习 近 平总书记已经发出了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并率先垂范，总体上也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热烈响应尤其是民间民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清末以来在深重的内忧外患侵袭下和严酷的内外交困打击中，还包括后来遭受毒害深远、流毒甚巨之极“左”意识形态巨大重创，传统文化所受株连伤害既深且广，整个民族和国民的文化自信一度丧失殆尽，时至今日亦未能完全恢复固有之充沛元气，社会一般大众特别是体制内很多中高级领导干部从思想精神、思维意识到实践能力上都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尚不同程度存在着左顾右盼、不知所措、认识肤浅、思维僵化、行动迟缓、抵触不为等现象。要想予以彻底扭转，还需时间，还要有一个过程，不仅需要党和政府多管齐下、全社会相互协作共同努力，还需要耐心和包容，妄图毕其功于一役、超时而进是不切实际的，而要想原地踏步走、违时不进也是绝不可取的，两种倾向都应坚决反对，尤其是后者。”

廖彬宇先生表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诚然有很多内忧，但是内忧主要还是源于外患。知道了病因，才好对症施治。病因是什么呢？就是近百年来西方科技的强大，引起了国内学人高强度的反思反省，而过度过分的反思反省的结果就是认为传统文化本身出了问题，所以认为中国要强大，就必须要学习西方。很多学人到西方留学，盲目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本身未必适合具有数千年丰厚传统文化土壤的中华民族，更何况还有在西方反华势力的蓄意引导下，向中国灌输了许多具有殖民话语的概念。在那种“西方月亮比中国圆”思想所主导的环境时空下，开始无形中混乱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麻痹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割断中国人的精神命脉。

对症之药是什么呢？就是习 近 平总书记现在给大家开的药方，首先就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建立起来了，就自然有了判别能力，有了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

                                            一、文化自卑与文化自信

邓小平同志曾经形容改革开放，说“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的同时也难免会有几只苍蝇进来”。但是也有人对此充满了担忧，有人打比方说文革破四旧是“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而改革开放则是“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和洪水猛兽一起进来”。

猛兽甚于苍蝇，因为猛兽会吃人。西方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一直以来是在有形无形地不断灌输着。无形，是让他们的意识形态裹着基金、留洋之类的糖衣炮弹暗中打来，使人迷惑于西方的糖衣炮弹而做了俘虏；有形，则是他们到处强制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

这些从西方舶来的殖民话语，随着历史的积淀，已经多如牛毛。随意列举，譬如一度广为流行的“中国国民性”到“国民劣根性”的演变。

“中国国民性”和“中国劣根性”这两个代名词，究竟出自谁家？西方势力为何挖空心思构建中国国民性？这个问题值得深究！学者周宁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对于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真实目的，有深刻的洞见。结论是，西方人并非是为了知识求真，而是为西方的征服、掠夺、扩张提供正义的理由。我对周宁的言论表示赞同，同时还为他做补充，不仅是为掠夺和扩张提供理由，同时也是在为掠夺和扩张提供便利、培植帮凶的力量。

我们应当注意到，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思想界就试图在现代世界关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个知识体系，又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终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这个时候，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生产与组织“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已经具有了一个统一主题，即中国国民的奴性；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如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专制、道德堕落、愚昧迷信、历史停滞是如何在塑造并表现这种奴性，已经表现出一种既定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方式，如首先与西方对应的东方化语境中确定中国国民性的精神核心并历数其多种特征，尤其是历数道德范畴内的反面例证。这类方式最终推导为之所以如此，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腐朽堕落及具有奴性。这种思想多年以来就已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从小孩开始，一代一代进行传播和渗透。让中国人从骨子里彻底反感中华传统文化，高度认同并融入西方这些具有蛊惑性的价值观中而不自知。西方就是这样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的征服、掠夺、屠杀和扩张提供正义理由，同时又在不知不觉中彻底置换了中国人的立场，使之成为自己征服、掠夺、屠杀和扩张的有力帮手。

然而，不止是精英学者，还有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军人、文物掠夺者各色人等，大多以唯我独尊的心态对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批判、批评和抨击。黑格尔的“中国研究”以这些批判与描述为依据，而他的学说和意见一旦公之于众，就会以大学者的权威力量极大地引导着诸多精英。就在西方精英、中国精英和普通中国人的互动、传递和影响中，中国国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等得到了模式化、格式化的描述和强调。

记得我在念中学时，我学孔子的思想，老师就说，孔子是给人类带精神枷锁的，学他的论语，只是作为一种文学性欣赏，用不着小题大做；我学老子的思想，老师就说，老子的思想消极无为，不值得学习；我学佛家的思想，老师就说佛教宣扬迷信，这世上哪有什么神佛菩萨？

我很无奈。我当时就有个担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濒临断层了。因为连我们的老师都有这样的认识，还把这样的认知无数遍地传输给青少年学子，全国有多少青少年学子将会受到误导，在幼小的心灵里埋藏下中华传统文化是糟粕的种子？而且大家都对这样的认知习以为常，他们会一遍一遍地重复具有这样认知的言论给家人、朋友、孩子和社会。最后不仅祸害了自己，还祸害了社会，断送了自己的慧命，也断送了别人的慧命。慧命一断，就必定追求低级趣味，变得面目狰狞，害人害己。

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反复地说，孔子的礼教文化并不吃人，他给人类创造了一种获取幸福的机制，这个机制让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这个“礼教”对我们的约束，就是在对我们伟大人格的塑造。如同少林寺武僧的绑腿，普通人乍一绑上绑腿，感到沉重，迈不开步子，但是训练日久的武僧们却能系着绑腿健步如飞，当有一天他把绑腿解下的时候，就成就了身轻如燕、飞檐走壁的功夫。礼教就是这个绑腿，系上去的目的，是要解开来。当你真正解开的时候，孔子有一句话是最好的形容：“从心所欲不逾矩”。

老子的思想也并非消极无为。“无为”是老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对道的特性的形容。这个“无为”的最高境界是来自于两个有为，一个叫为学，一个叫为道。只有把这两个有为都做好了，才能够进入到“无为”的境界里来。《老子》原文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为学就是补充知识，为道就是加强修为。这两个有为，为学与为道，其实就是佛家的“悲智愿行”，儒家的“知行合一”，孔子的“学而时习”。

释迦牟尼宣导四圣谛，乃至于四句偈等，均是为了让人类破除对所有低级趣味的执迷（破执、破相）而追寻生命的真谛，再有四正勤、四念处、八正道等思想，无一不是正信的认知而非迷信。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的误解，可谓汗牛充栋，遍地都是。

大家心目中认为中国文化如此不堪，就必然要加强对西方文化的推重与崇拜。这就是崇洋媚外心态从民国以来至今逐步重重叠加而形成的。既是内忧，又是外患；既有外患，更是内忧。

长期以来，在中国理论界无论是研究史学还是评价现实，搬运西方的后现代理论成为“精英”们的首要任务，有时甚至滑稽到“挟洋自重”的程度，似乎不讲几句洋文、不引用西方话语就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就不足以证明自己的渊博学识。

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把西方资产阶级标准当作唯一标准的“新启蒙运动”所以是一种新愚昧，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懂得卢梭所说的：“宗教改革运动只是以学者代替了教士，只是以‘百科全书’代替了《圣经》”。他们不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无非以银行代替了教会，以股票代替了赎罪券”。所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首先最需要启蒙。

在西方文化中，黑格尔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国民性话语精英层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则标志则大众舆论层面的完成。要知道中世纪西方所在中国人身上发现的各种特点，其描述复杂、混乱，甚至相互矛盾。他们的作品，不是为了使西方人视野中的中国人性格、形象越来越鲜明和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不是使西方人能轻松地把握中国人的性格，而是无所适从了。而《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完成，则完结了这种局面，在明恩溥所归结的26种特征中，他最后就得出了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皈依西方的宗教（基督），才能拯救这些病入膏肓的中国范儿野蛮人。所以，近代以来西方宗教的扩张与殖民军事权力的扩张，基本上是相互呼应并默契配合的。同样地，西方社会所生产的关于中国国民性格的话语体系，不是作为一种知识，也并不是为了真理服务的，它是非常暴力、血腥又极具蛊惑、煽动而为殖民权力服务的。

其实，历史上的西方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从否定面来构建中国形象的。与此相反，在伏尔泰之前，欧洲所有关于中国的言论都充满了礼赞和憧憬。在他们对欧中中世纪的教权专制、思想禁锢进行批评的进程中，中国被欧洲的文化精英们描述为富庶、自由、和谐、欢乐的世俗社会，并以此作为欧洲的楷模。伏尔泰说：“当中国人在创造伟大文明的时候，偏居西方一隅的欧洲人还是奔波于丛林中的野蛮人。”

直到1721年，德国学者沃尔夫还在演讲中盛赞中国的道德哲学，描述儒家理想是如何尽善尽美的典范。当然，由于他如此宣说，也遭到了普鲁士国王的驱逐，被迫流亡异国他乡16年。1730年，他又抛出中国政治思想是世界政治的典范，中国文化中内圣外王的统治模式，符合柏拉图《理想天国》的构想。有的欧洲学者则称赞中国古代文明超过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伏尔泰的《风俗论》依然保留了这种推崇中国的论点。《风俗论》是一部描述中世纪世界政治、历史、精神文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长达130万字，他以中国内容作为全书的开篇，这种安排似有以中国作为文明典范的含义。

作者也从传教士的著作中读到若干中国社会的缺点，但他对那些描述不以为然，处处为中国人的这些所谓缺点而辩护，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学者心中，中国形象跟乌托邦一样完美。（编者注：关于“内圣外王”的政治模式论述，请参看《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战略》）

那么这种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是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的出版开始的。欧洲学者笔下的中国形象开始发生转变。启蒙学者们在构建现代性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一步步将中国构建成反面形象。中国不幸沦为被他们抛弃的一切与现代相对抗的负面价值的化身。中国被置于“他者”地位，成为打造现代性价值、表现他们文化思想、凸显他们先进性和优越感的镜子和参照物……并为他们联合起来侵略中国、掠夺中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随着启蒙文化的繁荣与影响的白热化，殖民主义当局于是高唱着“理性战胜愚昧，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自由战胜专制，基督战胜邪教，优秀种族战胜原始民族”等文明信条，理直气壮地用军舰和枪炮实施屠杀和掠夺。（八国联军乃至后来的日本侵华都莫不受到此种思潮直接间接的影响）

我曾经谈到黑格尔污蔑中国没有历史和哲学。他在《历史哲学》中这样谈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谈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如今日的情状。但是它从未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真正历史的东西。”

章太炎说：“欲亡其族者，必先诬诋而灭其史。”

话题回到前面，中国的一些所谓的“文化精英”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到近代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社会的变化和国内变革的需求，不得不重新反思中国的历史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引进外来思想以图民族自救和振兴。自1840年到20世纪前期，中国几乎学遍了世界上所有被认为可学的国家，引进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主要思想，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影响之大是空前的。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在这一大背景下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这就是从晚清的以夏变夷到学习西方；从维新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发展到“体”“用”皆变；从“五四”时的体用、制度变革，发展到主要是变革人的思想。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学习西方的文化过程中，也开始了对本国文化的反思。当时有一种思潮，觉得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哲学、没有科学、没有艺术、没有历史。试想，在这种思想认知的基础下，怎能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呢？于是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算，尤其是对入世行道影响了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进行清算。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韩震曾说：“近代以来有些人的‘唯洋是举’和‘全盘西化’主张，是丧失文化自信和缺少自主能力的表现。忘掉自己的文化根基，对外来的东西照单全收，囫囵吞枣的做法是食洋不化的表现。‘唯洋是举’心态的社会根源何在呢？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文明的兴起，中华民族面临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列强的欺凌，中国暴露出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的落伍。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欧美人构建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像病毒一样被植入一些国人的精神编码结构中。一些人甚至全盘接受中华文化在本质上落后于其他文化的论调，认为中国从种族上存在‘劣根性’，只有让他人来这里进行几百年的殖民，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文化的落后性。”

西来的殖民话语“中国国民性”进而转化为“国民劣根性”，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成了中国国民性的缩影，所以对国民性的批判顺理成章地发展为反传统文化的思潮。其实我们都知道，任何民族都有阿Q精神的存在，这几乎就是伴随着人性而来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恰好就是承认了阿Q精神的存在（小人），要通过境界的提升、修为的加强努力使自己脱离具有阿Q精神的小人，成长为君子、大人和圣贤。

近现代以来，一般人总喜欢谈所谓的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大家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历史进展的过程，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文化是递进的。这样一来，就先入为主地认为，后一个时期产生的文化，就一定比前一个时期所产生的文化先进。因此，西方的工业文明产生的文化就一定比农业文明的文化进步。而中国文化恰恰是农业文明时期为主产生的文化。近代的时候，就提出来，我们要赶上世界潮流，要与世界同步，就势必要批判传统的农业文明。

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有一部政论电视剧，风靡大江南北，被捧为“当代文化思潮”的典范，“站在当今思想的最前沿”（1988.7.16《文艺报》），这部电视剧叫做《河殤》，讲中国是黄土地的文化，简称黄色文化，其特点是保守、缺乏创造性、缺乏更新机制。相对的则是西方文化，海洋文化……电视剧的结论是让我们抛弃黄色文化，拥抱蓝色文化。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落后挨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因为西方送来的秋波，主张中国未来的道路应该全盘西化。

然而，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每一个民族都应该主张自己的文化传统。

实际上长期以来，在探索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中国掀起了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潮。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确实向西方学了不少，不但理想未能实现，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也失败了。

其实，中华文化也并不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产生的文化，而是在注重内圣修养，达到证悟宇宙人生真相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文化。由于他证悟成了圣人，就掌握了自然运行的规律。知道顺应这个规律就能繁荣昌盛、文明和谐。这个规律是不主张侵略的，凡是违背了这个规律，就会自食恶果。不论是人还是国家，都符合这个规律。正是在不侵略不掠夺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了“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很多典籍都充分说明了这个规律的存在以及不可抗性。

譬如《易经》提出的：“时乘六龙以御天”、“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孟子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

不主张向外扩张使中华文化促进了农业文明。所以用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来涵盖中华传统文化是错谬的。

而恰恰相反，西方国家恰恰正是因为在进行海洋贸易的过程中而逐步向外扩张与掠夺，又因为扩张与掠夺必须要倚重军事的强大，军事的强大意味着效率、效益与胜利。于是在这种掠夺文化的背景下，发展出了近现代工业文明，近现代科技，加强了军事。由于军事的强大，整合了世界资源，又带动了社会经济的迅速积累，也因为军事的强大，奠定了对世界的霸权地位与霸权追求。

美国即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

中国传统文化是体用兼备的文化，体就是自然无为的内圣修养，用就是经世致用与外王事业。在自然无为的内圣修养与经世致用中又一直主张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所以几乎全部重心都倾注在个人道德精神的塑造上，使得容易危害自然生态、自然文明、他人和谐的军事力量（抑或使军事强大起来的近现代科技）只能得到遏制性发展，而不像近现代西方那样在长足发展的同时得到了近乎疯狂的爆炸式发展。

所以中国由于在过去只注重传统文化的修养，导致了军事上的羸弱，没有发展出可以强大军事力量的近现代工业及科技。于是遭受到了百年来的凌辱。然而这只能证明中国是一个既古老又文明善良的国度。但是，中国也要感谢正是这数十年苦难深重的连绵战火与耻辱，彻底激活了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与活力，因为过去那种悠然自在、崇尚自然无为的和谐世界被打破了，如果再只注重内圣修养而不注重外王事业，尤其是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的发展，则将重蹈覆辙。

历史的经验给了我们自信。我们自信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只有文备没有武备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体用赅被的，是熔科学、哲学和玄学于一炉的智慧（编者注：关于玄学、科学和哲学三者关系的论述，请见《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战略》，该文也间接回答了李约瑟之问）。只是以往我们过多地重视玄学，而没有足够地重视科技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路上一旦花出心思持续发展科技和军事，就必然会崛起与复兴。而玄学是可以指导哲学与科学的发展的。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成为引领世界前行与方向的文化，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

拿破仑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说：“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它醒来将震撼世界。”

不仅是拿破仑，还有许许多多的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以及力量。

从科学与科技方面，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说：“中国文化是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

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605年就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的影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四大发明对世界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将四大发明发明出来是为了辅助内圣的修养，而西方人则利用四大发明展开了对世界资源的掠夺和占有。试想一下，火药都能发明，那么火炮发明不了吗？指南针都能发明，那么航海技术发明不了吗？只是中国古人并未想过发明火药来毁灭自然，用航海技术来发动侵略与掠夺。）

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就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宣称：“古代中国是世界发明的摇篮。”“《周易》为万有概念的宝库。”试想，有如此领先世界、辉煌的科学发明产生在中国古代，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还将在未来的中国越来越多地产生。

从政治理想方面，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在其所著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一书中说：“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根据这种哲学来保持国内和平繁荣所发挥的作用而论，大体说来，中国是地球上治理得最佳的地区。”（2004年9月19日

《科学导报》）

从社会和谐方面，2004年，中国一批领衔学者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行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对所谓“普世价值”的批判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即使是在西方他们自己那块土地上，也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到处干着干涉、颠覆他国内政的勾当。当他们感到面临危机的时候，就又转移注意力，把矛头转向，制造了“中国威胁论”。

“普世价值”和专门针对中国的“中国国民性”和演变后的“国民劣根性”一样，都属于殖民话语，也不是一个新兴的概念。

“普世价值”这一社会政治思潮的真实目的是通过腐蚀广大人民的思想认识，模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甚至颠覆中国的政治、理论和道路。企图按照西方模式来改变中国的制度，使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失去话语权，建立起资本主义话语霸权体系，最终实现资本主义“手眼通天”、“奴役世界”的局面。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在我国出现，后来境内外敌对势力以及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竭力炒作与鼓吹推动下，影响日益扩大。

2008年的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再度尘嚣尘上，成为学界近年来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误导了广大受众群体的视听，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成为当今中国最为不可忽视的一股社会思潮。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注度提高，“普世价值”也依托其相似部分而再度卷土重来。2015年9月28日

习 近 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的全新理念，附着政治企图与野心的“普世价值”论者再度发起攻击，甚至宣称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因囿于条件和环境不成熟而暂时使用“共同价值”，但是内心已经深感认同并接纳“普世价值论”了。

普世价值在我国迅速传播并引起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种社会思潮，更是源于其背后的政治企图。“普世价值”的论争关系到我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是发生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远比在刀光剑影、真枪实弹的真实战争来得猛烈，具有麻痹性、蛊惑性与颠覆性。

具体地说，其主张可以概括为政治上“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上颠覆和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上割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经济上“搞垮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国家统一上，“公然站在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对立面。”

我在七八年前时就开始担忧“普世价值”对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危害。我说“普世价值”倡导者指出其所谓的价值包括“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市场经济”等等。诚然，“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是人人都期待享有的人身权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到底是谁的人权、谁的自由、谁的民主以及谁的平等？这就关系到“普世价值”的阶级属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厘清，而是笼统、抽象地谈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只能是空谈，无法付诸实践，甚至会故意被念歪经，可以假借“人权”之名毁掉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缔造了无数个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人伦构架；可以以“自由”之名，让“无政府主义”、“娱乐至死”、“性变态”等思想肆虐泛滥，使自由成为散漫、无序的代名词；可以假借“科学”之名摧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内容基本不符合当前科学的“标准”和要求，中医被巫化、边缘化而西医大行其道就是一个例证。“普世价值”穿着华丽的外衣，以其新颖、实用的视角，诱导大家误以为“普世价值”才是有益无害的行动指南；他们更可以假借“民主”之名，制造动乱，颠覆政权，分裂中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理念。而这一理念的确立，再度掀起了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热情，鼓吹市场经济具有普世性。鼓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重视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默认了市场经济的普世性。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显而易见，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确立来认定“普世价值”的合理性就是在偷换概念，恶意混淆视听。

价值本身是带有阶级属性以及区域属性的。价值适用的主体只是部分人，而不能如“普世价值”的鼓吹者所说，符合全人类的意志。换言之，“普世价值”并不能真正普世。如果不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国情和传统出发，“普世”就很容易导致“乱世”。

“欲”既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但它又是生命存在的动力，“心乱”则是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多欲则心乱，心乱则失序。物质上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男欢女爱更是眼花缭乱不能自拔。人心乱则社会乱，社会乱则人遭殃，如果人类私欲不能理性地控制，而达到极度膨胀，人类必将难以生存。

人们都希望得到民主自由，都想自己说了算。民主自由的纵欲理论，迎合了那些自由放纵、只争权利、民主自由，不讲责任和义务，不讲约束、不讲道德、不懂羞耻的纵欲思想。民主自由思想和伦理道德、社会道德比较，前者毕竟不是付出，而是得到和满足个人需求的最好理由，同时受法律保护，而后者则是需要自我约束、奉献。所以，当今世界基本被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笼罩。

 “普世价值”不是中国才否定，在西方的学者中，对“普世价值”持反对意见和批判态度的就大有人在。

我们来看一下《政治哲学史》作者施特劳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等所谓“普世价值”以及“中国威胁论”的评价：

“当西方人感到他们面临的危机是来自东方的威胁的时候，现代西方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真正内在危险是理论上的危机。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已经或正在导致实践的危机。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挑战，使西方世界丧失了对其原有宗旨或目标的信念，从而导致了随波逐流、盲目信从以及庸俗市侩作风的日渐盛行。因为放弃了对人类目标的理性思考，否认关于好坏、善恶、正义和非正义之标准的真正知识的必要性，必然导致虚无主义和道德、思想境界的堕落。

当今世界社会科学中盛行的实证主义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的范围必须严格限于事实领域。认为价值领域不可能有真正严格的确定性，只能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于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别成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一切关于道德的和基本的选择或原则的学说都成了荒谬的无稽之谈，以探讨人的本性、国家与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原则，以及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等根本问题为己任的政治哲学，自然也就成了非科学的偏见。

施特劳斯认为，现代社会科学中盛行的实证主义“事实与价值分离”的科学标准是虚伪的，因为它无法真正做到它所谓的“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研究社会现象，尤其是重要社会现象，不做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相信现代科学知识是最高形式的人类知识，也就是贬低前科学的知识，因此这种信念本身同样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现代社会科学把“价值”从前门赶了出去，而又从后门放了进来，说明现代社会科学不可能做到像它标榜的那样科学。”

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当代社会学家蒂洛·夏伯特在《现代性与历史》的论文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

“西方式的现代化究竟在当代是否尚有前途？”他认为，“现代世界所提供的信息对此作出的答复是否定的。”“（西方式的）现代性是大约在350年前建立的，这是一种‘惊人’的进步。……但在当今的世界中，人们似乎越来越能看到，在（西方式）现代性的道路上写着一条大标语：此路不通。”“当前，（西方）现代文明所产生的影响，对整个社会来说也好，对个人来说也好，都是大难将临前的那种‘惶恐’。”（编者注：以上引文均见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办《第欧根尼》中文版第一期）

蒂洛·夏伯特在《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一文中又说：“现在已应当走到路边，重新探索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别的道路，可以超越‘现代化’（指西方模式）的道路而走向生活的美好方式。”（编者注，引文出处同上）

“普世价值”在中国甚嚣尘上，许多人不明就里，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的大学生一类热血青年，最应当保持警惕。因为他们对社会和生活满腔热情却又难辨真伪，在诸多价值取向的冲击下容易陷入迷茫和混沌状态，同时，“普世价值”这股思潮所宣扬的观点和理念极富诱惑力与现实性，迎合了大学生与热血青年们求新求异的反权威心理，吸引了广大青年广泛的密切关注。于是“普世价值”对青年人产生了显著消极的影响。

首先，“普世价值”的鼓吹者和意见领袖们着重关注社会主义改革创新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以吸引热血青年、大学生的眼球，继而大肆发表言论引导他们走向愤青之路，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前景。处于青年阶段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反叛心理和求异心理，他们很容易被这帮吹鼓手鼓动起来，用批判和挑剔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问题，进而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前景产生怀疑，并附和西方敌对势力鼓吹“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的成就缺少认同和赞同，更谈不上在行动上有什么拥护与支持。

能普世的东西唯有真理。而西方人把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市场经济”等等通过“普世价值”的命名，直接将之包装为真理，向全世界强势渗透、灌输。这种思潮的泛滥在不知不觉和悄无声息中就开始根植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使他们误以为“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真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也包含了民主（民贵君轻）、自由（自然无为）、人权（以人为本）、平等（和谐思想）的理念，但是在这些理念背后，更重视的是道德的修养、人格的树立。也不全然与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完全对应。

所以我在多年前就常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包含了“普世价值”的内容，又超越了“普世价值”。“包含”就是中西方文化的联系，“超越”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谈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同时，重点强调的是责任、担当与奉献，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一旦脱离责任、担当与奉献，就决定了其作用和价值不是“普世”而是“乱世”。

                                                      也谈“男女平等”

还有今天动不动就谈“男女平等”的话题，就是和“普世价值”所标榜的“平等”口号相关。仿佛中国的女性自古以来就遭受了多么不平等的非人的待遇一般，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不可否认，在过去的旧社会，确实存在所谓“缠足”等陋习，但这并不就必须要归咎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罪过，它只是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刹那一现，而且这种“缠足”现象的出现，根本与中华传统文化无关，一开始只是在少部分缺乏真正传统文化素养和积淀的贵胄群体中出现，进而引发了普遍性质的上行下效的风气。到现在出土的古代女尸中，尚未发现清代以前的女性有缠足。在前面提到的中国近现代以来主张学习西方而过度否定自己传统文化的时代和环境下，许多学人就将“缠足”作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借着批判“缠足”进而全盘否定了传统文化。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因为缠足对于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并不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又处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翻遍了所有的传统文化典籍，从未有一位圣贤主张过“缠足”。恰恰相反，其中的思想精神还是间接地反对着“缠足”之类的行为。而在中国文化最高经典《易经》中，还专门用了一个《解》卦来谈到了关乎解脱、解放的思想。“解脱”与“缠缚”就是一对典型的矛盾对立体。《易经》中《解》卦的原文就谈到了如果脚被缠住了该怎么办？九四爻曰：“解而拇，朋至斯孚”。拇就是拇指，在先秦中“脚”是代表小腿，拇指是指脚趾，代表“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足被缠住了要赶紧解开，就会赢得朋友”，引申为脱离了小人的习气等缠缚，就会赢得朋友和尊重。

《解》卦六五爻又说：“君子维有解，吉”。这句话就说得更是清楚明白不过，《易经》的思想就是教导我们要解放一切束缚我们的恶习、陋习，这样才会吉祥。

我有理由相信，《易经》这句话的思想，直接引导了孟子。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解，在语境的变迁中，也与放联系到了一起。解是方法和手段，放是解的目标和追求。孟子把“解放思想”作为了一种精神。“放心”的理论，也同样可以作为“放足”的理论。

而孔子也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这是《孝经》里面的内容，在以“孝”治天下的古代中国，缠足是典型的毁伤身体的行为，它显然违背了圣贤之教，所以是绝不能将之归咎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看今天，在西方价值观的主导下，中国的男孩做变性手术，男女青年，甚至从孩童时期开始，就在身上刺各种纹身，在耳朵是上、鼻子上、嘴唇上穿各种金属饰品，怎么就没有中国人公然站出来说这是陋习应该呼吁抵制、推翻呢？只知道抓住一个“缠足”就拼命攻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居心何在？所以当我们去批判别人性变态，以及在身体上打各种洞，穿各种金属时，“普世价值”就又起作用了，那是别人的自由和人权，你无权干涩。所以一句“自由、人权”，就将会为多少扭曲人格和抛弃道德、娱乐至死、低级趣味等堕落行为作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这样的价值，是可以普世的吗？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里，产生了不计其数的伟大的女性。过于遥远的女娲就不说了，她是中华民族最崇奉的“三皇”之一，就可以想见女性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后来的黄帝，他的四个太太，嫘祖、方雷氏、彤鱼氏、嫫母都被后人崇敬，这四个太太，在后来的传统文化之中，又注入了新的解读，分别代表了女性的四种德行。

嫘祖发明了养蚕，于是产生了纺织业。代表了女性要懂得女红的德行；

方雷氏发明了梳子，于是天下女性告别了蓬头垢面的历史。代表了女性要懂得整洁的德行；

彤鱼氏发明了用火烹饪事物，饮食健康发展起来了。代表了女性要懂得烹饪的德行；

嫫母是中国四大丑女之首，奇丑无比，但是心肠善良，她经常告诫天下女性，虽然长相丑陋，但是心存良善才会有最美好的人生。所以嫫母代表了女性要具备善良的德行。

黄帝之后，尧把自己的两个贤能的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辅佐舜治国理政。舜在任上去世，二妃还去寻找，至今湖南还流传着“湘妃竹”上面的斑点就是有情有义的二妃眼泪所留；

周朝时代，周文王的祖母太姜、母亲太妊、妻子太姒均是母仪天下有大德的伟大女性，今天称呼妻子“太太”就是源于这周氏三太，表达了对妻子的一种良好祝福与企盼；

此后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等故事，更是广为流传。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描写了许多女性的风貌，最著名的就包括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把慈母的心态描摹得淋漓尽致，成为千古绝唱。

这明显就否定了中国古代女性地位低下、遭受到不平等的、非人的对待的论调。如果中国古代如此打压女性，女性的地位极为不堪。那么我想问，吕后、武则天、慈禧等等这些女性又是怎么能够做到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

我曾经做过一篇题为《天地精神与女德修养》的演说，其中我讲到，男性和女性内涵的区分，是源于男女天生的天性。这个天性在《易经》中有所表达。《易经》揭示了所有自然现象的本质以及自然运行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根据不同的属性来延展开的。中国古代的圣人掌握了自然运行的规律，于是根据各自的属性来进行分工，使之合符于自然运行规律，合符天体自然运行的规律，就自然而然获得了成功。所以中国从古至今的人伦构建，就是来自于中国古代圣人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利用。

“男尊女卑”在今天这个时代成了一个贬义词，其实大错特错。“男尊女卑”来自于《易经》“天尊地卑”的思想。《易经》的原文表述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在上，地在下，这就是各归其位。有了定位，才会有安定和谐的秩序。换句话说，“天地定位”，也就是分工。

“尊卑”这两个字本身也是谈得分工。先秦时代，尊卑也是樽杯。而樽杯则是一种器皿。樽是倒酒的、杯是盛酒的的器皿。这就是谈的分工。放到家庭中来，夫妻双方也有分工。这个分工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男性在外工作，打拼事业；女性在家照顾小孩、老人和丈夫。“相夫教子”是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女性责任很大。相就是丞相，辅佐的含义；教就是教导、教育。男性在外工作，顾不上教育小孩，那么女性就要肩负起培养、教育孩子的责任。如果夫妻俩都出去工作，丈夫在外做事业，妻子也拼命往外跑不顾家，孩子没人管，或者丢给父母和保姆看，爷爷奶奶是隔辈亲，使劲宠溺，宠坏了怎么办？保姆毕竟只是为了尽一份工作的职责，难免敷衍和不用心。孩子这样下去，缺少父母的关爱，成长极为不健康，很容易成为问题少年，将来害人害己，你说，夫妻俩赚再多的钱，有意义吗？所以这就是男女的分工问题。

《左传》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提法，这句话放到一个家庭里，同样有效。丈夫在外做事业，就是立功；女性就在家庭照顾家人，就是立德。夫妻俩共同教导孩子，就是立言。一个家庭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不坏的不朽的家庭了。况且夫妻俩都去做事业，都去“立功”去了，那么谁为这个家庭立德呢？只立功就难免“亏德”，所以才要还有人来“立德”，都去立功都去亏德了，家庭的福德越来越薄，这个家庭兴盛得了吗？长久得了吗？《易经》里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道理，中国古人早就懂了，所以给我们的家庭做了分工。

可以说中国古人对人伦的架构是充满了终极关怀的，是在为人类的幸福做道路的设计和总体规划。

我曾经在《天地精神与女德修养》中就重点谈过，男性和女性就是一对阴阳。具有阴阳的不同属性。阳对应阳刚和张扬，阴对应阴柔和阴险。“阳”好的一面就是阳刚，刚健奋发；不好的一面就是张扬，表现为好大喜功，好面子要尊严；“阴”好的一面就是阴柔，表现为温柔、柔顺；表现为坏的一面就是阴险、狠毒。

男人是阳性的，就有重视尊严的一面，所以妻子就给他尊严嘛。要知道给他尊严，就是给自己尊严。谁希望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受了窝囊，回到家还要继续受委屈呢？

我在《女德修养》这篇演讲中就提到，男人是天，女人是地。把女人说为半边天是不正确不准确的。天和地都是同等重要的。家庭里光有天没有地就是空中楼阁，虚幻不实。光有天就是女性也要飞天，那么斗争就出来了。

因为男性充满阳刚，所以不惧斗争，不怕吃苦。同时最不怕的就是女性和他刚对刚、硬碰硬。所以女性对付男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温柔。温柔就是女性最大的武器。要知道再刚强的男性，在温柔女性的面前，都会融化。

所以我常说，真正的强者往往示弱，真正的弱者又往往爱逞强。“弱女子”一点也不弱。所以示弱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老子式的处世哲学。

人类有一个永恒的追求，就是获得幸福。中国古代的圣人告诉了我们如何去获得幸福的方法。

男人的幸福就是通过事业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社会价值，所以让一个男人没有事业，他会骨子里不能接受。因为事业的辉煌来给家人提供生活的保障。男人看到家人的幸福，又增强了他的幸福。

女人的幸福在于感情的寄托，所以很多女性可以嫁给一无所有但是深爱自己的男性。换言之，女性的幸福在于男人。没有一个女人希望自己的男人不被人尊重。

中国古人强调，幸福源于互相的尊重。在家庭中，叫做“相敬如宾”。

女人太飞扬跋扈，表现出来的就是阴狠而不是阴柔的一面。你的丈夫明明是一座天，也会被你给踩垮。你的天倒了，你能好得了吗？所以很多女性今天受到西方“普世价值”的影响，什么独立女性、新新女性等等，让一个女性在潜意识里总是想骑到丈夫头上，或者动不动就疏远丈夫、给丈夫脸色。这是自己在毁掉自己幸福的行为。你欺负丈夫，不好的丈夫就会和你动武，结果就是离婚；好一点的丈夫就是心里疏远你了，结果还是没有感情。没有感情，对于女人而言，就是没有幸福。没有感情，丈夫很容易就移情别恋，这时候你又跟他大吵大闹，毁掉的，是不是就是自己的幸福呢？

丈夫的地位越高，自己的幸福感就越强。他明明是一座“天”，但是由于你的践踏，把这座“天”毁了，哪怕你的事业做得再好，你没有好的感情、好的婚姻，你依旧不感到幸福。

这个时候，就让中国的女性，学会了尊重丈夫。也许你的丈夫现在还并不是“天”，但是你随时随地的鼓励他，尊重他，那么他的自信就会逐步培养起来，从而成长为真正的“天”。他成功了，成就了，是不是也是你的功劳呢？

所以中国古代的女人像大地那样甘于处于卑下的地位，是一种厚重的作为贤妻良母的德行。这种卑下不是指人格的卑下，而是修养上对丈夫的一种谦卑。你谦卑了，彰显的是你的德行，又满足了丈夫对“尊严”的渴望。任何一个满足了尊严的男性，都只会对你宠爱有加。同样地，任何一个不能得到尊严满足的男性，都会对你恨得咬牙切齿。他修养好，就是疏远你；他修养不好，就会用男性强大的武力来施家暴。

这就是男性和女性阴阳属性上不同，导致性格上的差异。

就是这种女性优良的品德，这种谦卑的精神，这种构建中国和谐家庭的人伦方式，西方就用其所谓的“普世价值”，一句“男女不平等”给一概否定了。女性要拔高地位，一下就乱套了。中国家庭的这种和谐相处之道荡然无存。离婚率居高不下，害的不仅是家庭中夫妻双方，还有孩子，同时更是社会的灾难！

现在有人在呼吁“抵制婚前性行为”，这种呼吁是很有必要也非常重要的，但是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在今天这样一个崇尚性解放的时代，显得格外地“不合时宜”。但是，当我们真正明白了“抵制婚前性行为”的缘由后，尤其是女性，就会懂得“贞操”的重要性。

中国古人认为，家庭的幸福和谐和女性的“贞操”还有莫大关系，抑或说女性的“贞操”是人类幸福之源。然而，随着“普世价值”中所谓“自由”的泛滥，哪有什么“贞操”可言？贞操毁了，女性的幸福也毁了，这是个极为严肃的话题。

我以前在贵阳的时候，到青岩古镇，看到过一座贞节牌坊。当我走近这座贞节牌坊的时候，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中国古代的贞节牌坊都修建得很宏伟，当你走近它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生出一种敬畏感。古代的贞节烈女，是一种从政治的高度来推崇的，皇帝亲自敕封，一座贞节牌坊的树立，对于当地尤其是街坊的影响是很大的，是一种楷模和榜样。也反映了一位有修养的、贞洁的女性的伟大。如果你是这位伟大女性的儿子，或者孙子，你会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感，抬头挺胸。无形中会影响到你也会为自己的人生树立一种节操、一种坚守。所以，贞节牌坊，对子孙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其实早在秦朝时就已经有了贞节牌坊，很多年前，我们国家对待“贞节牌坊”的态度就已经从过去的彻底否定转变到了客观理性看待。学界已经承认，从道德上说，贞节，是对爱情的最终升华，长相斯守，不与他人。但是，从古至今，战争，灾难，人为不断。守寡妇女无数，而立贞节牌坊者可数。物以稀为贵，货币天然是金银。可见，正因为守节的妇女少，所以上层帝皇为其立牌坊！这并非君主无聊之作。

进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法不责众，自宋代开始，宋律已经有条件地允许妇女“休夫”，如：夫外出三年不归者，妻可出……如同今天我们的婚姻法，分居两年，宣告失踪，死亡都可以到法院起诉离婚一般……对于已婚妇女，我们从古到今都不会没有限制地保护。

可见，我们的先祖对于妇女是否保守自己的贞节并没有强加于其身，贞节牌坊只是从物质和形式的结合上将爱情的更高境界给予推崇，这是人类社会有别于兽类社会的表现之一。窃想，不论古今，人们对“风流寡妇”是褒是贬？

现代的法律对婚外情是否定罪？举轻以明重，丧夫风流者只能在道德上被谴责……如果这样，对于丧夫者立牌坊是毒害，对于风流者是遣责……那么，是否丧夫者改嫁就是此类人的最完美结局……

婚姻自由，是指人民有结婚的自由，也有不婚的自由，这才叫做“权利”。

由此，贞节牌坊当然只能授予放弃再婚之人，考医师要求医科出身，考律师要求本科以上学历。限制是应该的，不然“贞洁”就变得一文不值了。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总有男同学跑来说他不是处男了，谁谁谁又不是处女了。当时的我懵懵懂懂，却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后来长大了，看到当年这些男同学换了很多女朋友，这些女同学又换了很多男朋友，我蓦然发现，出大问题了。

在我那个时代的女孩子，14、5岁就已经不是处子的，就大有人在。

一个对性不尊重的时代，必然会导致幸福的破灭。

​我前面讲过，男性是对“尊严”充满需求的。这个尊严，还表现在对自己的女人方面。任何一个男性都不希望自己的女人交往过很多男友（特指有性行为的），否则，为什么几乎所有男性都打心眼不愿娶妓女为妻呢？然而你会发现，虽然男性不愿娶妓女为妻，但是却又乐于狎妓。

这就是人性。那么问题也就来了。

女人是感性动物。所以追求女性很容易，只要对她好，哄她开心，女性最易感动，一感动，就得手了。虽然得手了，同时男性还在频繁地各种社交中拓展了交际圈，认识了很多女性。男人是雄性动物，雄性动物的特征就是有“兽性”的存在。他会不自觉地又在暗地里喜欢其他女性，甚至发展到又去追求其他女性。那么以前的女朋友就会认为男人很坏，把她骗到手就又移情别恋了。于是女性和男友分手了，又相同地遇到其他男性，其他男性用相同的方法得到这个女性，然后又分手了而很多男性都会打心眼里嫌弃交往过很多男孩的女孩，那么男孩就会找准时机提出分手，或者在有意无意中进行报复性再去寻找其她的“猎物”……这就是男女朋友交往的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启动以后，多数女人都会骂一句，“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其实是她不懂人性，而自己又没有注重自己的贞操罢了。好一点的女性，选择成为剩女，孤独终老；坏一点的女性，就会破罐破摔，成为风月老手，结果也就更不可能有什么幸福的婚姻。

男人和女人恋爱期间通常会用一句话来麻痹自己，就是过去的已经不重要，其实只是嘴上不说罢了。不然，女孩子尽管在男朋友面前提提你丰富的情史看看，男孩子顾及风度或者因为实在太爱你，又或是其他的各种原因，他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里其实难过，而心理素质不好的，甚至成了阴影。前面说了，因为男性的天性、骨子里就是渴望尊严的。这些其实都是导致男女之间感情不顺、婚后不和谐的重要因子。

西方什么都堂而皇之冠以“自由”之名，所谓恋爱也是“自由恋爱”。自由恋爱的结果，就一定是幸福吗？所谓恋爱的自由，就是我觉得和你不合适了，我们就分手。男孩子分手越多，越懂得如何拿住女人心，就具有越来越多吸引女性的魅力和磁场。但是女孩子分手越多，就越不“值钱”了。自由恋爱的结果，使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性混乱、性泛滥，已经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感情和婚姻。哪有什么幸福可言？

在“自由恋爱”的名目下，到底又有几对真正从一而终、从第一次相恋就能够一路走到婚姻的殿堂、组建家庭的呢？少之又少！自由恋爱的结果，就是恋爱的男女双方太自由了，也就没有了太多的责任可言。你不行，我就换呗！但是换到最后，最不利的，往往是女性一方。

有的女孩到后面干脆随便找个男的就嫁了。其实就算结婚了，男性也会心里想着，你都早不是处女了，不知道有过多少男朋友。你把最重要的贞操交给了别人，却让我来买单，凭什么让我来当冤大头呢？男性嘴上不说，心里是不平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男性结婚以后一直想要“偷腥”，找年轻的女孩。因为他们心目中总觉得年轻女孩相对单纯，相对纯洁，没有交往太多的异性，甚至一直存有一种“处女情结”。他们就在心里这样憧憬着，于是埋下了将来婚姻不幸福的种子。

因为男性的天性是渴望“尊严”的，所以就必然在乎妻子的贞操。也许是太爱他的妻子，或者其他各种原因，他可以做到嘴上不讲，但是在内心深处会深藏这种遗憾而平时并不表现出来。

解决导致这种感情、婚姻不幸福的唯一办法，就是女性一定要懂得，坚决、彻底地抵制婚前性行为。但是实在太难了，因为现代社会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自由恋爱”导致了性开放。而男性追求女孩的办法又真是花样百出、层出不穷，一般女性，都太感性化，根本难以招架。所以两性关系，泛滥成灾！

所以中国古代的圣人用智慧深刻洞穿了人性。知道“贞操”是一个女性幸福的泉源，至关重要，是女性的“命根”。于是大力表彰“贞节”。让全国的女性都重视贞操，这不仅是自己的荣耀，也是家族的荣耀，还是国家的荣耀。女性的贞操，让自己获得幸福，更让家人获得幸福。

中国古人基本不让女性从小就到社会上来。你想，哪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在少女怀春的年龄就把她送到社会上来供别的男孩练手呢？女孩到社会上来，就自然成为了男性的“猎物”。男性就要对女孩展开攻势。因为这是男性的人性决定的。

所以古代的女性，不论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是“养在深闺无人识”，从小就接受家教，学女德、学女红，女孩子在一个纯洁的环境里长大，又有这样好的教养，天下哪一个男性心里的梦中情人不是纯洁的这样的女性呢？所以等到快出嫁的年龄，就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将女儿嫁出去了。父母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女儿遭到不好的待遇。为什么呢？

这个娶到女孩的男人心里就会想，这个女孩，从一出生到出嫁，就把自己最重要的“贞操”和自己的一生都托付给了这个男人。退一万步讲，哪怕这个女人长相丑陋，这个男人也不会嫌弃。因为无论怎样，她是你的妻子了，你的妻子把她一生和她一生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了你。这个时候，男孩子责任就来了。自然就能做到古人讲的：“糟糠之妻不下堂”。

所以古代的女性，从小就有父母保护，嫁人以后就有丈夫保护，丈夫去世以后，晚年还有儿子保护，这一生都是幸福的。为国家、民族，育养了社会的栋梁。

这样的女性，就是伟大而幸福的女性。谁说她们没有地位？简直就是污蔑！很多人拿什么“三从四德”来否定中国女性的地位，更是别有用心的乱解。应该要为之正名，“三从四德”的正面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从，不是从属、服从的从，而是受到保护和珍视。

未嫁从父就是从小受父母的保护；已嫁从夫就是嫁人以后受到丈夫的保护；夫死从子就是受到儿子的保护。

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不像西方那样，是不谈什么自由恋爱的。同时爱情也不是占有，而是责任。只有有责任的爱情才是值得宣扬的爱情。所以中国古人的少男少女，基本没有爱情，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结完婚，已经是亲情了。在结婚以后再慢慢磨合，慢慢相处，用亲情来培养爱情、呵护爱情。这样的情爱观，是稳定的。家庭的稳定和谐，就是社会稳定和谐、繁荣发展的基础。

因为夫妇之道是来自天尊地卑的天地之道。所以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拜天地。拜天地，就意味着天地定位，夫妻双方要各归其位，做好份内之事，也就明确了分工。同时，拜天地也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拜了天地，丈夫就要像天一样把这个家的天撑起来，妻子也要像大地一样谦卑厚重，把这个家庭承载起来。也只有拜了天地，才可以行夫妇之伦。

谁像今天这样，在西方“普世价值”的主导下，男女双方仅仅是出于欲望的冲动，不知天地为何物，不知夫妇之伦为何物。没有对天地的敬畏，对幸福的敬畏，只有欲望的泛滥，乱行夫妇之礼，搞得昏天暗地！

那么又回到前面的话题，女性还有一个原因不能到社会上来工作，而应该就在家里做好家庭的“贤内助”。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了，男性是雄性动物，“雄性荷尔蒙”会起作用，所以雄性动物就难免有“兽性”。也就是说，当男性见到女性的时候，就难免有“性”的冲动。看到喜欢的女孩，表面上可以克制，内心里都会存着念想。所以会骚动不安。很容易把控不住，前去勾引女性。

在西方金钱万能、物欲至上的价值导向下，这个男性如果有钱有势，往往就多了很多成功的可能。

那么女性又是阴性的属性，阴性的属性好的一面是阴柔，坏的一面是阴险。女性到社会上来工作，面对这个世界的花花绿绿，看到很多女性比自己还珠光宝气，内心会平衡吗？也很容易把持不住。不然也不会看到那么多女大学生去做别人的情妇，去到夜总会工作！

所以在当代流行起了一句话：“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也就是说，男人面对那么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的时候，就将变坏了；女人面对这个世界的物质物欲的时候，也将变坏了。

因为人类在还没有升华到如何驾驭物质、转化欲望的境界的时候，面对一切的诱惑，都容易失控。

那么，因为女性普遍涌入社会来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将会有很多的家庭将要破碎（当然也非绝对，但是相对而言，会多出很多）；同时女性只懂得用姿色来博取资源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的经济会开始走向邪途？

在这里我想重申，我不是鼓吹女性就必须要在家相夫教子不准外出工作，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如果条件允许，尽量多花点时间照顾家庭，为家庭“立德”，为自己“立德”。我只是想要中国的女性明白一点，为了自己的幸福，我们一定要懂得“自尊、自重、自爱”，对“婚前性行为”坚决说不！当恋爱期间，我们面对自己实在喜欢的男性，也不要去“越雷池”半步。一时的冲动可能就是一生的赌注。我们在那一刻一定要告诉自己，能脱下你的衣服，却不能为你穿上婚纱。这样的爱情，不要也罢。没有责任感的男性，在婚后一定会让你吃尽苦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包含了普世价值又超越了普世价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们不追求自由、民主、科学、平等，那追求什么？我相信这就是受到普世价值成功洗脑的典型。因为他已经从心底里认同了普世价值才会如此拥护西方的普世价值，认为“普世价值”果真就是真实存在的真理与终极的信条。

其实，没有厚德自强的自立是立不住的，没有道德责任和奉献精神的自由民主也是绝不可能存在的。既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那么这算什么价值？又如何还能够“普世”呢？

如果说这个世界一定要推“普世价值”，那么我选择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真正的“普世价值”绝不能舍掉“责任、担当与奉献”而空谈其余。